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针对不同历史任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新中国成立至今，举国体制更是党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之一，举国体制在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国防安全、竞技体育等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经历了由传统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变迁。
一、中共党史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百年印迹
纵观中共百年党史，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共面对不同的主要矛盾与历史任务，在革命、建设任务艰巨而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中共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法宝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事业中，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毛泽东选集》第1卷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但反动力量太过强大，中共自身处在一个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人民力量由弱变强的质变也要较长的积累。由于中共并未取得全国政权，能调配的资源有限，因此中共选择动员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历经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28年的革命历程，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实力悬殊，日本在军力、经济上远胜于中国。在战争中，兵合一处，集中指挥游击战，“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更重要的是，中共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集中全民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最终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在全面内战刚爆发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上达43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仅127万人，国民党军队接收了大批投降日军的装备，加上美国的大力支持，飞机、大炮和坦克等一应俱全，而解放军除了小米加步枪，只有少量大炮。在战争中，中共领导人民军队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毛泽东指出，“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此外，在统一战线上，中共团结一切民主和进步力量，在解放区人民和各进步势力的大力支持下，人民解放军以大战役、大决战的方式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
2、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讲话
刚建国时，经历长期战争创伤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基础一穷二白。“帝国主义是最吝啬的，根本不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工业，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同时，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在美苏已经拥有核武器和导弹的情况下，新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经济建设面临基础薄弱、帝国主义国家封锁、人才稀缺、财力有限等客观条件限制，铺开摊子搞建设并不现实。当时，全国科研机构仅有40多个，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仅有600余人，现代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毛泽东指出，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必须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实现国家富强和工业现代化。只有集中力量抓重点，以局部突破来带动整体发展，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才能巩固新生政权。
建国后，随着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完成，统购统销政策、单位制、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身份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落地，形成了全能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提高了国家的动员能力与行政组织能力，国家对资源分配的实现了牢牢控制。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凸显，国家得以在全国整合并集中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紧缺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举国体制的部署和协调下，中央部委、军队、工业、科技、地方各参与单位全力配合、密切协作，重点支持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开展“石油大会战”，举全国之力攻克“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关键技术。
这一时期在集中式的举国体制下以相对小的代价和投入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出一系列大国重器，初步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科研和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从无到有，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极大提升，巩固了新生政权，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启动奠定了基础性的物质条件和制度基础。
3、改开时代：转向新型举国体制，以市场方式集中力量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邓小平文选》第3卷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决贫穷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初期，脱贫任务异常艰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7亿，全国2.5亿人还不能解决温饱。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和老少边地区，受地理环境和发展条件限制，难以依靠自身发展消除贫困。决策层顺应时代的潮流推进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集中力量带动后富。再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东西南北中拧成一股绳，有计划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帮助几亿人口成功摆脱贫困，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新时代，更是打赢了全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引入，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途径，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集中力量的方式不再以单纯的行政命令为主，而是结合市场机制，以市场方式集中力量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时期，中共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产业和科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和经济建设项目，取得了载人航天、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高速铁路一批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
二、发达国家的举国体制：美国军工复合体与日本“官产复合体”
全球范围来看，与新自由主义的拥趸叙述的有所不同，世界主要创新大国为了维护发展利益和领先地位，在涉及国防安全、战略高技术等特定领域，也都曾采取过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家意志的制度安排，通过集全国资源、举全国之力的举国体制实施一系列重大项目。比如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曼哈顿”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
1、美国军工复合体
1957年，苏联先后将”伴侣号卫星送入太空，美国举国哗然。在这一事件的巨大冲击下，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重构军工体制，成立基于军事目的主导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专门负责太空任务的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建立了超越传统国防或军工体系的"国家安全政府部门”，该体制以国防、军事和情报机构为核心，除国防部(含三军部门)、国家宇航局和国土安全部之外，还包括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部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该计划进行“例外拨款”，以便该计划的活动和预算不需要依法对外公开。
这一军民融合的举国体制将信息、生物、能源、纳米和材料等几乎所有高科技前沿研究纳入了“国家安全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形成市场经济体制下相对分散的网络型举国体制，理顺了市场配置资源与举国体制、军事与民用、基础科研与创新商业化三大关系，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自此成型，成为其颠覆式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催生了航空航天、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导航等一大批重要的军民两用科研成果，阿波罗登月计划、互联网、隐形飞机正是该计划的产物。
《国家创新：美国政府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一书揭示，1971年至2006年间，在被《研发杂志》的年度奖选中的88项最重要的创新之中，有77项，多达88%依赖联邦政府提供的研究支持。
2、日本“官产复合体”
历史地看，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跻身计划引导和发展主义国家。此后一百年多年里，日本制定了包括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扩大产能、振兴出口、完全雇佣和高速增长等目标。
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纲领下，日本经济发展充满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色彩，强调整体性与计划性。尽管1880年代明治政府开启了“官产变卖”的私有化，但政府与私营企业合作，优先扶持应用新技术的企业，以及符合国家富国强兵目标的企业，逐步形成了类似军工复合体的“官产复合体”的政企关系。到二战前，政府与财阀紧密联系，政府引导财阀涉足其认为需要发展的领域。
二战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被野口悠纪雄称为“1940年体制”，这个以举国之力来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在战后几乎被毫发无损地被继承下来，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基础，从内因上看，这促成了日本经济战后的复兴与高速增长。
二战后，尽管政府不会直接命令企业，但那些顺应政府意志的企业会在融资、税收和申请引进海外技术或建立合资企业方面享受照顾和优惠政策。1949-1954年期间，日本建立了促成高速增长的各职能机构，包括大藏省、通商产业省、农林水产省、建设省、运输省、经济企划厅等部门，以及由日本开发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等6家政府银行充当政策性银行的角色，与国家复兴金融公库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一起构成了促成高速增长的举国体制。日后，这一模式被东亚国家争相学习。
1950s的钢铁、电力和化工，1960s的汽车和家用电器，1970s的尖端电子科技，1980s的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等关键产业的发展上都能看到这一体制的影子。日本80年代在半导体产业上的政策尤为典型，以当时相对清晰的产品和行业发展方向为目标，集中了包括通产省在内的各实权省厅的政策支持，举行业几大巨头之力，全力研发、投产存储芯片。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漩涡，新征程上的新型举国体制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条道路是有优势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等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大力开展协同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接连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北斗导航、大飞机制造等取得显著成就。近年来，随着中国由世界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快速攀升。在相当多的科技和产业领域，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甚至“领跑者”转变，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开始由以互补为主转向以竞争为主。美国为维持军事、科技、金融霸权，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发展。在中国产业升级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期，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设置科技壁垒，进行制裁围堵，“卡脖子”“断供”“脱钩”等封锁打压手段严重威胁到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安全。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传统举国体制虽然向新型举国体制变迁，但主要在国防和尖端科研领域发挥作用。我国除了积极实施以“863”、“北斗”以及航天等为代表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项目外，在民用科技方面，主要采取引进外资、合作、购买等贸易与合作的市场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整个经济和科技领域内发挥自主、自立的作用并不突出。在这一背景下，科技领域的短板凸显，亟待解决，包括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与以往不同，新时代要突破的“关键核心技术”,难度更高、范围更广、阻力更大。这些尖端科技的攻关并非一个团队、一家单位、一个部门所能胜任，平均用力或“撒胡椒面”难以奏效，迫切要求创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作出战略性安排，集合精锐力量，抢占科技制高点。新型举国体制的表述最早出现在科技部2011年的文件中，随后领导人多次提及。近年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统筹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更明确提出了建立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治理战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会议指出：“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要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高效配置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大合力。”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传统举国体制是为了巩固国防安全，产业和科技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填补空白，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主要算“政治账”而非经济账，并不以获取利润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为导向，可以不惜代价、不计成本。而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立足国民经济主战场、国际竞争最前沿的高科技领域，解决的是“从有到优”、“从弱到强”的“好不好”的问题。产品要实现技术突破，达到量产标准，满足一致性、稳定性和成本控制等要求，产品品质经得起市场检验、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不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统揽，新型举国体制的组织动员方式是新型举国体制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遵循市场规律和法治原则，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形成跨学科跨行业、政产学研合作的工作局面。新型举国体制在市场调节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企业无能为力的方面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发力，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由党中央成立的权威领导机构——中央科委负责重大项目的决策、议事、协调和监督工作。统一协调互不隶属的各单位，组织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协同攻关、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明确分解落实任务，严格督促任务完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省、市级层面也相应成立了党委科技委员会，实行科技挂帅，由书记、省长双双担任主任，这在其他领域实属罕见。此外，由相关部门为科技创新开拓市场，借助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契机，为自主创新开拓市场。商务部建立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帮助本土企业应对外部的不公平竞争，打开国际市场。前进道路上，面对外部风险挑战，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统筹协调、贯彻执行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独特优势。有理由相信，中国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牢牢掌握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只是时间问题，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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